《厌女》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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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是其他男人;承认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也是其他男人。女人至多不过是男人“成为男人”的道具,或作为“成为男人”的证明伴随而来的报酬奖赏而已。与此相反,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是男人;证明一个女人“成为女人”的,也是男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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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男人,异性恋秩序,是一种证明男人为性主体的装置。在异性恋的装置之下,男人与女人并非对等的“一对”。男人处于性欲望主体的位置,女人处于性欲望客体的位置,这个关系在男女之间是不对称的。异性恋秩序是一种“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为性欲望的对象,他的性欲望对象只能是“非男人”(女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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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女症有个致命弱点,即母亲。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会引来对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机。所以实际上,厌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性的双重标准( sexual double standard)告诉我们,这其实并不矛盾。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人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译者)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的女人ー一译者)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当然,这里的快乐是男人单方面的快乐,男人无需在意女人的快乐。即便如此,“慰安妇”这个词还是太绝妙了,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慰安”,当然是慰男人之安,对慰安妇而言,那是地狱般的奴隶劳动。
“分而治之”( 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女人的“娼妓歧视”,被性的双重标准分离隔断的女人,一方蔑视另一方。
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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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中,日本就是被表象为“蝴蝶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蝴蝶夫人就是单身赴任的驻外人员的当地妻子,她的情人接到本国的调令后把她体面地抛弃了,但这个不甘死心却又软弱无力的女人,日复一日望着大海,沉溺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你一定会来接我”的幻想之中,无需赘言,这个幻想,不是蝴蝶夫人脑子中的幻想,而是创作出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普契尼的脑子中的幻想。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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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木以言行不一而闻名。作为自由民权论者,他在各地举办讲演会,呼吁男女同权。植木还有一丝不苟地纪录每天行动的习性,留下了一部《植木枝盛日记》。日记中有如下记述:“明治一三年九月一七日 夜 在千日前席上演说。讲男女权论。召菊荣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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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阶级的双重标准来对待女人的社会里,植木的言行未必能说是不一致。视之为不一致,是在平等思想即一切女人不分阶级皆为同等之人的观念普及之后的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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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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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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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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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中也有日本女性,但日本人慰安妇与非日本人慰安妇(尤其是朝鲜人)待遇不同。日本人慰安妇多为军官专用,被视为当地妻子(当然并非全部);而朝鲜人慰安妇则为士兵的泄欲工具。军队中甚至有“朝鲜bi屋”的隐语。据说“bi”是中文里指女性性器的俗语,这个隐语赤裸裸地显示,朝鲜女性的人格完全被无视,她们被彻底地还原成了一个性器官。就这样,在慰安妇之间,划出了一道民族的分界线,仿佛人种不同就可以不把人当人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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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对于女人,都是压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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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承认对方为男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视而成立的。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不但要歧视女人,还需要严格管理与同性恋的分界线,并不断地将之排除在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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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为了挣脱男根支配,有一场“阴道高潮还是阴蒂高潮”的争论。结论早已尘埃落定。弗洛伊德说,不能达到阴道高潮的女人是成长失败的、未成熟的女人。他是在命令女人必须从阴道得到快感,这就意味着,女人只有被男根插入方能有高潮。可是,要求女性的女人们反对弗洛伊德,宣布女人的快乐无需男根。即使更谨慎一些也可以说,对于女人,阴道高潮与阴蒂高潮同样重要,阴道高潮并非唯一目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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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户的花柳界,有一整套围绕“达人”与“土气”的美学。男人的恋爱对象是娼妓。而不是“外行”的普通女人。男人对与普通女人的恋爱毫无兴趣,她们的功能是结婚和生育,不被视为性爱与快乐的对象。娼妓的“真心”,只是谎言的别名,相信并沉迷进去的人就是“土气”。可又正是在尚处“土气”的阶段,才能从恋爱与性中得到真正的快乐。一旦男人修炼成“达人”,一切都成为约定与虚构的游戏。精通此道之人被称为“达人”,不懂其中奥妙的被称为“土气”,可“达人”反倒失去了快乐。宽政年间(1789一1801),笔名南陀伽紫兰的洼俊满著有《古今插图吉原大全》一书,书中有言:“若感快乐,尚属青涩;如成达人,了然无趣。”作者是个通晓之人。将这个世界提升至“色道”的,是写出《色道大镜》(1678,1976)的藤本箕山;将之表现在戏作文学中的,则是山东京传。
语言可以说谎,但身体不说谎。藤本箕山将娼妓在性交过程中肌肤渐渐红润的姿态作为“极上”来描写。以性为职业的娼妓,是不想在和客人的性交中每次都达到高潮的。能将客人的快乐置于自已的控制之下,才是专业行家。娼妓的生意,一次回合只有鸨母点一柱香的时辰(约二十分钟),时间如此短促,没有精力每次都高潮。要是每次都高潮了,身体支持不住。
“达人”把这种女人买下来,有时并没有性行为而只是挨着一块儿睡,有时会倾听女人讲述身世。不过,这也是一种花柳界的约定。”达人”以一个晚上便问出女人的身世为夸耀的资本,娼妓则为满足“达人”的需要,早已准备好各种版本的“悲惨故事”。
那么,快乐呢?在“达人”与他用钱买来的女人之间,围绕用钱买不到的快乐,两人展开着争夺控制权的游戏。让未经世故的小姑娘发狂,并非“达人”的目标。他的对手,是力图自我控制、有时甚至拒绝快乐的“内行”女人。“达人”要让女人忘我地溺入快乐的深渊,将这一过程冷静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女人若将性行为置于金钱关系之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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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女儿”会重复生产父权制下的“父亲的女儿,:做“父亲的女儿”意味着甘心忍受自我厌恶和性别压抑。我们必须切断这种恶性循环。
可是,要想从“父亲的女儿”转换为“母亲的女儿”,决非易事。只要母亲依然充当父权制的代理人,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就不可能和谐;反之,如果母亲想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女儿又会目睹她受到父权社会的严厉制裁。将母女关系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来思考是从女性主义开始。我们从中懂得,母女关系绝非顺畅如意。
正如田岛所言,“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要想脱离“父亲的女儿”应该是拒绝“二者择一”的任何一种选择。为了脱离现代父权制的厌女症,女人只能放弃“母亲”、“女儿”的角色。因为,在现代父权制家庭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这些表达家庭成员关系的词汇都已被写进了厌女症。“母亲”也罢,“女儿”也罢,无非都是父权制给女人的指定席位“母亲的解放从母亲的解放”和“女儿的解放从女儿的解放”,互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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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人之间的纽带,是一种“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2)为了维持男人集团的主体性和优越性,需要将女人“他者化”,视为欲望客体,加以凝视。这就是“厌女症”。(3)为了保证男人集团中每位成员的主体地位,还要严厉清除同性恋。因为同性恋者把同性男人视为欲望对象,会使男人沦为欲望客体,扰乱男人集团的秩序,十分危险。这就是“同性恋憎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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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ogyny,译为“厌女症”。可很多有厌女症的男人其实喜欢女人。明明“厌女”,却又“喜欢女人”,听起来不可思议。那么,misogyny还有个更好懂的译法——“女性蔑视”。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让他们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那条听见铃声便流口水的狗,实在可惊可叹。如果男人身体中不具备这个机制,性产业就不会成立。
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不过,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换个更浅显的说法,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有一次也没有庆幸过没生为女人的男人吗?有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生为女人吃了亏的女人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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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社会。在父权制社会,人们通常有喜好男孩的倾向。不但在孩子出生之后,有时从出生之前的胎儿阶段就开始筛选。更现代的方法是在受精之前就决定孩子的性别。在生殖技术中,生男生女的区分是最简便的,只需用离心分离器将有X染色体和Y染色体的精子选出即可。这种一目了然的选生男孩,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出生时的性别比例。发达国家的自然出生性别男女比例为105:100,但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2009年的数据是119.45:100。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依据可以判定这个数据背后无疑有人为操作的因素。
在东亚儒教圈的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里,只有日本在选生男孩的问题上显示出不同的倾向。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趋势,但在“如果只能生一个,希望男孩还是女孩”的持续性社会问卷调查中,韩国和中国至今仍然是压倒性的多数选择男孩,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选择女孩的人数就超过了选择男孩的人数。不过,如果就此便下结论说日本的男女平等度提高了,则是过早。这个现象应该解释为:在日本,人们一方面对养育孩子没有信心,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超过儿媳)。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变为“消费资源”,所以,日本进入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的时代。当孩子成为不能期待收回养育投资成本的“消费资源”以后,“生女儿更能轻松地享受育儿乐趣”的想法,反过来证明了养育孩子的负担之沉重。与此相反,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将来可能收回投资成本并从中获益的手段)的社会里,生男选择还会跋扈横行。对于日本皇室,男孩显然是“生产资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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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儒教圈的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里,只有日本在选生男孩的问题上显示出不同的倾向。这三个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倾向,但对“如果只能生一个,希望男孩还是女孩”的持续性社会问卷调查中,韩国和中国至今仍然是压倒性多数地选择男孩,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选择女孩的人数就超过了选择男孩。不过,如果就此便下结论说日本的男女平等度提高了,则是过早。这个现象应该这样来解释:在日本,人们一方面对养育孩子没有信心,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超过儿媳),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变为“消费资源”,所以,日本进入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的时代。当孩子成为不能期待收回养育投资成本的“消费资源”以后,“生女儿更能轻松地享受育儿的乐趣”的想法,反过来证明了养育孩子的负担之沉重。与此相反,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将来可能收回投资成本并从中获益的手段)的社会里,生男选择还会跋扈横行。对于日本皇室,男孩显然是“生产资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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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结婚誓词“侍奉你的丈夫如同侍奉你的上帝”,便显示了作为“上帝代理人”的父权家长的位置。“啊,上帝,给我更多惩罚”,等同于“啊,给我更多快乐”。于是,被父亲鞭挞的儿子必须感觉那是父亲之爱;被丈夫殴打的妻子必须从中感到丈夫的爱,为之魂销神迷。
现代家庭暴力问题专家当然会说:不,那不是爱,那只是暴力。可是,现实更为复杂。“权力的色情化”,指支配以性爱的形式进行;反过来,“色情的权力化”,则指有人(主要是男人)用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表达性爱。所以,如果有女人想“丈夫爱我爱到打我”“连打都不打,是他不爱我了吗?”也未必是完全的误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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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体障碍的女性,被剥夺了作女人的资格,却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有智力障碍的女性,根本不被视为恋爱结婚的对象,却被强奸而怀孕。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论者把她们也里于“性弱者”的范畴之中.在“性市场”登场的“选手”中,存在着显著的社会性别的不对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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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皇太子在娶雅子为妻的时候,媒体报道,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将竭尽一生全力保护你。”这句话,当时击中了多少日本女性的心!如果你也是被这句话击中过的女人中的一个,那证明你也是将“权力的色情化”身体化了的一个女人。“保护”,意味着将人关进围栏之中,终生支配。无论那个围栏是温室还是监狱,无甚区别。果然,等在雅子前面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被囚之人”的现实。而且,当一个男人“保护”女人时,他的外敌常常是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其他男人。“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成了“爱”的代名词,这正是“权力的色情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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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也就是在男人社会即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这一点颇具象征性。父权制亦即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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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怎样出生的,孩子都是孩子。但奇妙的是,政府最近的“少子化对策”虽然鼓励结婚、鼓励已婚女人生育,可哪儿也看不到鼓励“婚外子”出生的政策。
也就是说,比起孩子的出生,还是保护父权制更重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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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对待丑女人的态度,他们放言“丑女不是女人”,“不能刺激我的性欲的女人没有当女人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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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美丑老少,每个女人都可能遭遇强奸,这个事实表明,男人不是对女人的属性而是对女人的符号发生反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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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夫”很少,不仅因为具备供养主夫的经济能力的女人很少,还因为愿当主夫的男人很少,这不过是因为,男人们早已知道,不仅主妇,主夫也是处于不利位置的。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