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的石头记》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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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版”改正了旧版里一些校对印刷方面的错误,但也有少许令我觉得无奈的删改。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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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道里,来自中国台湾和美国的知名学者对台湾文学经典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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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没有人会误解这一行为在文化政治中的重大意义——报道本身其实对其意义直言不讳,也就是说,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具有明显区别,占据一席独特的地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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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台湾文化运动一般来说包括对“台语”的宣扬,几乎所有入选台湾文学经典的作品都是以华语写下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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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域如果成为了一个民族国家,会带来什么好处呢?一个不假思索的,也颇为玩世不恭的回答是:大学和研究所里大概会出现更多的系别、专业、职位和饭碗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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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中国香港的购物中心也有类似的食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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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其他城市之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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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对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心怀感激。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现在的汉魏诗歌是后代编选者根据他们的文学趣味筛选过滤的:他们既决定保存什么、不保存什么,也削删作品本身。这里的问题不是我们失去了多少文本,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后来一个十分不同的文化世界决定了哪一部分汉魏作品应该流传。如果说得危言耸听一点,我们根本就不拥有东汉和魏朝的诗歌;我们拥有的只是被南朝后期和初唐塑造出来的东汉和魏朝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源头’——一个历史时期的画像是被后来的一个历史时期描绘出来的。
这样的认识是否也应该写在新的文学史里呢?
继续以东汉和魏为例,谈谈关于‘重要作家’的问题。如前文所言,当我们书写文学史时,一旦涉及到论述一个作家重要与否,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各个历史时期文学趣味的改变以及对这个作家的不同品评包括进来?所有的汉魏文学史都十分推崇魏武帝曹操,我们也已经接受曹操是一个重要作家的事实。但是,除了《文选》里有曹操的两首诗之外,只有《宋书•乐志》里收录了曹操所有的诗歌。而《宋书•乐志》收录作品根据的不是文学标准,而是旨在保存仪礼音乐的皇家传统。南朝的文学评论里,寥寥几句对曹操的评价不都不是褒奖,整个唐朝也很少有人提到曹操的诗。直到明朝中叶,曹操的乐府才因为符合了当时人们对汉魏乐府‘沉郁雄壮’的爱好而获得青睐。此外,在当时的通俗文化里,《三国演义》、三国和曹操题材的杂剧以及评话说书的流行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的审美趣味?有没有可能文化史的次序被颠倒了,通俗文学影响了经典的营建?如果一个诗人在一千三百年里从未受到过重视,而只是因为他符合了明朝根据汉魏诗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而塑造出来的汉魏诗人形象才被重新发现,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也应该写入汉魏文学史呢?也许,我们在讨论一个‘重要作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明确指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根据什么标准把他定义为‘重要作家’的?当我们写...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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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道德选择。一方面,明确的作用与目的或者一套预定的问题在某种根本意义上损害了对艺术的经验,而受到“作用”的威胁,诗歌的声音就会沉默。在《列子》里面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喜爱海的年轻人,他每天都去海上和海鸥一起玩耍,而海鸥见到他,也都飞集在他身旁。有天,年轻人的父亲要求他带回几只海鸥来,让他也能玩一玩这一天,海鸥见到年轻人却只在空中飞舞,再也不肯下来了。我怀疑诗也很像海鸥:它们不肯和那些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来往,因为动机辜负了它们的好意。另一方面,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需要了解那些大的语境,没有那些语境,诗歌的声音就没有回音。用一首诗为例,来描述宋诗的特点是把这首诗屈服于某种作用和目的,而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但是,对“想象的宋朝”具有丰富、透彻的了解却会对我们阅读黄庭坚的诗甚有帮助。为创造一个“想象的宋朝”我们也许不得不驱使一些羞怯的诗篇。但即使是《列子》中那个关于无机的故事也还是有一个动机。
这只是一首诗而已。我们不会把它系在某个重要的观点上以致把它吓跑,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试着把某些比较大的问题带到它身边来。这样的问题应该大而灵活。人为的语境对我们的阅读往往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们是“类型”而不是“问题”,已经成了套话,往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比如说,人们常说宋诗有种愉悦而随意的风味,而这种形象很容易被套在黄庭坚这首诗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诗人是在用机智的诗艺来拒绝哀伤。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愉悦的形象是宋朝诗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太相信这种表面的形象了。人类喜欢为自己塑造新的形象,但是人性不像形象与朝代那样容易变迁。宋人一点都不比唐人更缺少激情与深情,但是宋朝的作家对感情的强烈觉得不安。他们受到情感力量的驱使,这是所有其他时代的人都要经历的命运,但是,他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被驱使的,急切地渴望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超越这种驱使的人生态度。很多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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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总的来说,在揭示人的内在自我方面,肉体本身没有一个人的行为那样重要。在《诗经》里,人们已经对于行为——语言和行动——容易被他人误解这一事实表示忧虑。在这种文明里,通过外在征象而误解一个人的可能性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开始,也就是说,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并非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外的内在自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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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人的价值决定于出身以及身体的完美。在那个贵族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蕴涵于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被与其社会地位相应的服饰和行为举止所证实。《左传》里,也有社会下层人士展示特殊才能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与战国时代相比,并不是典型的。自我、身份和肉体的分离,是战国时代社会阶级上升之流动性的表征。在有关阶级流动性的故事里,一个人得到揭示的内在才能与品质总是比外表要更好。耕田的农夫可以教训国君,渔夫可以成为天子的襄助。在身体就是身份的贵族社会,一切都摆在桌面上的价值判断是容易的,但是在一个可以于石头之中找到美玉的世界,价值的判断就复杂得多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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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可以说,人的性格是灵动变化的,当社会权威与权威人物把一个人置于社会角色之中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他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塑造;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当一位社会上层的主君在一个人身上看到某种品质的时候,他的辨识帮助这个人自己发现了这些品质。但无论如何,这是极为得力的政治工具与政治手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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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关于自我乃是与身体相分别的思考,其优美与微妙是难以匹敌的。但是,像豫让和聂政的故事却大概是经常被讲述的,也是凭借这些故事,上古文化探索自我与身体(以及身体与家庭、社会地位的纠葛)之间的关系。自我可以变得独立自主,地位得到抬高,但是似乎只有在伤害到身体甚至生命的时候才可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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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曾经把自己放在知伯之子的地位为其复仇至死,而司马迁则为了“内在”的缘故,割舍了那能够延续祖宗香烟的身体器官。在写给任安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信里,他说自己的著作将“成一家之言”。“一家言”如果照字面直解,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言论”——使自己的写作(在司马迁的情况里是和父亲的合作)成为一个世系的源头。不是用肉体,而是用文字——那来自内在的东西,赢得永恒。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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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他同时代的骈文大家的写作来,刘勰的很多章节毫无疑问是笨拙的。他很少能够达到和实现他自己视为美德的“思想和语言完美统一”这一幻象。一部分原因是他所操作的概念本身是很困难的;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似乎有两个作者在争夺对文本的控制。——《刘勰与话语机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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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一般来说总是和隐藏有关:珍宝怀藏于内,用以献给合适的人,或者等待被合适的人发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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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想到叙事驱动力的三个层次,而其中每个层次都会渗透进以下的层次。第一层是"天":人执行"上天"赋予的任务;第二层是人的性格:行为是人物个性的结果;第三层是人的意志:人有意识地、自觉地作出实现某一目的的决定,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矢志不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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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意志作为叙事的内驱力,其根芽却往往显示在被推迟的反应中:无论是谋划、复仇,还是报恩。推迟的反应自有一个复杂的条件结构,这些条件都是为了实现最终目的而必需的。这种推迟的反应是统一叙事的基本手段之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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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寻找一种"指向未来"的写作模式。在上古中国的后期(战国、西汉),写作(不是抄袭以前的文本)是指向现在的:写作是一种传播的技术,用以影响现世,为作者博取声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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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或高级的文学传统是权威性的文学传统,它依靠排除(排除不合适的语言、情境、情绪)来维持自己。它宣称可以完好地表现或再现现实世界。一旦某种低俗的或者白话的因素侵入,或者作出相反的再现——以"真实"的身份呈现,恰恰因为它此前是被掩盖、被排除的,那么,高雅或高级文学传统的权威就会溃灭,而且溃灭得惊人的容易。这基本上是西方文学传统中所谓"滑稽讽刺"(burlesque)或者"滑稽模仿"(travesty)的对应物。戏剧,因为角色众多,所以比抒情诗更要容易涵括"高雅"与"低俗"的观点并赋予它们同等的权威性。词被转化为一种高雅的文学形式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新阐明被排除在外的因素和被包括在内的因素。但是,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发生的对抗和各种形式的妥协一直是词的传统中最富有活力的层面之一。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