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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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之所以容易偏离体制轨道，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新闻报道面太狭窄，其内容与社会现实相距甚远（Le1994a； Zhao and Shen1993）。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媒体的报道面的确极其狭窄，其内容也与社会现实距离甚远，但这种报道却是在广大记者毫无良心负担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当新闻报道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宽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才开始对已经放宽了的限制变得不耐烦起来。基于我自己长期阅读和收视美国与中国主流媒体的经历，我有这么一个感觉：美国宪法保障下的言论自由度的确比中国要大很多、但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在编写新闻时会自觉地把自己限制在宪法空间中的一块较小的区域。相比而言，中国记者的言论空间要小许多，但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但会把所有的空间用足，还要通过打“擦边球”等手段不断扩大已有的空间。因此，中国新闻除了不可能有鼓吹推翻政府（美国事实上也很少有这样的新闻）和直接攻击政府最高领导的文章之外，它的负面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往往会超过美国。美国新闻对安然公司垮合的报道基本上是限于发生什么事情、产生什么后果、谁被诉讼或者逮捕，等等。如果这样大的事情发生在中国，除非政府出面干涉，那些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来挖掘该公司腐败原因的文章肯定就会接踵而来。芝加哥地区2004年一个夜总会发生火灾后烧死了许多人。几天后，媒体揭露，这家夜总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无照营业状态，并且夜总会老板与芝加哥市长戴立是好友。芝加哥政治以腐败著称，我一直以为这件新闻将会给戴立王朝带来一定的冲击（戴立父子在芝加哥几十年来长期执政，因此人们把芝加哥市戏称为戴立王朝）。事实是，此后媒体对这一大火事件的报道突然停止，我们甚至不知道该事件最后是如何处置的。 相反于美国媒体的就事论事，中国记者几乎全是天生的社会学家一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任何问题，他们... (查看原文)

  此心安处是吾乡 2 回复 17赞 2020-03-28 17:23:16

• 相比之下，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在物质生活质量上有了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巨大进步但我们却没有能建立一个相应的能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西方列强在19世纪用炮火轰开国门后，中国在形势逼迫下不得不走上改革和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中国废除科举制后，孔孟哲学作为中国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制度依托（孔孟哲学与基督教不同，即使是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中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其背后有着教会和教堂的组织制度的支持。孔孟哲学在科举制被废除后以及宗族势力垮台后，就失去了制度性支持）。再加上五四之后对“孔家店”的长期讨伐，在今天的中国，孔孟文化最多在非政治性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有痕迹。20世纪的中国在一个不断激进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了列宁主义。20世纪50年代后的几十年里，一个以列宁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在19世纪开始出现的核心价值危机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是，列宁主义的中国虽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却不能摆脱贫穷和落后。再加上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不得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中国却没有能在这条致富的道路上同时树立起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这种现状加剧了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犯罪上升、贪污腐败、道徳沦丧等社会问题，加强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感受，导致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包括记者）在许多基本价值观上缺乏共识。中国媒体和公共舆论在面对王斌余杀人案时所发出的言论仅仅是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当然，在目前的中国，国家和媒体的关系并不是很坏。虽然国家精英和传媒从业人员之间缺乏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认同，在繁荣的经济和市场化的媒体下，国家精英和媒体从业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因此在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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