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有着立场不同的创立者

我对“把经典社会理论和最近的思想流派中的一组议题予以一系列的整合性反思”这样的观点很是受用。书中以这个作为开场白，兼具历史的深刻性与未来的前瞻性。

实际上，我认为这其实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经典社会理论这一术语究竟是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力量，疑惑仅仅是方便起见的含糊标签？经典与创立者是一样的吗？读完这本书，愚昧如我仍在思考，但已有一个模糊的答案：创立者给予社会学这门学科一个区分于它事物的边界和区隔，并带领它完成一个自我合法化的过程；而经典理论与经典大师是能够与普罗大众进行对话、进行学术的驱魅和普世化的人，他们的著述不是断壁残垣，而是可以一再阅读，并让我们受益以反思当下的问题和议题。

将流转百年的经典理论翻来覆去地阅读，并在每一个时代找到其价值，听起来就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书中常常试图以很清晰的时间脉络形成每一个学者的思想框架。昆廷·斯金纳指称，思想史的写作应该基于对脉络的敏感性。这并非仅仅意味着要将观点或文本之余更为广阔的思想生产框架中，而是还要试图去琢磨作者在写作之时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写作文本的读者是谁，在他们的头脑中试图回答的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这听起来无不像一句俗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扯远了。但正如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而非社会主义社会一样，思想史所立足的社会大背景总让人着迷。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作品需要根植于言辞之外行为的网络之中进行理解——这样的行为通常是实践性的或者构成性的，也是纯粹智识性的。

对于韦伯生涯中的观点发展，本书遵循了一个较为清晰性的脉络，同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这样的解释框架对于入门级别读者而言很是友好。文章阐释了韦伯生涯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主要元素、检视了他的政治参与对其更多学术工作的结构与内容的影响，最后一部分的视角最令人惊喜，书中提供了一个“翻转性”视角：辨识韦伯的其他著作中确立的框架在多大程度上限定了他对德国政治的评价。这体现出了对一个人物思想理论分析的全面性，知识来源于实践，同时知识亦能反馈并指导具体的政治参与，所谓个人“知识框架”下的信息选择性阅读和记忆原则。

根据书中的一些脉络，我试图了解了这位社会和政治学者的理论主体和形成渊源：德国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德国工业发展前提与英国迥然不同——让我们从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框架内去理解——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并未引领一场成功的革命，德国实现政治统一是俾斯麦推行侵略性扩张主义政策的结果，因此，德国的工业化立足点是，权力依然基于传统上形成的精英群体的社会结构得以展开；英国却已形成一个“妥协”的社会秩序：贵族地主“形式上统治着”，而资产阶级实际上控制着市民阶级的各个领域。

德国政治发展的具体问题是俾斯麦的遗产，它给德意志留下了很强的集权官僚，但没有与之互补可产生独立政治领袖的制度秩序，而这正是“国家的任务”所需要的。这样的政治领袖，在过去是有普鲁士的贵族承担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一资源不再有所为了。这要留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对社会民主党的具体特征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科层化劳动分工的兴起的一般论述都强化了这一论断：资产阶级宪政是德意志唯一的选择。

可以说，韦伯是支持“强权国家”的，但是由此带来的政治领袖缺失是德国所面临的艰难境地，容克贵族正在衰微，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均不具备这样的成熟素质。1895年，韦伯正式认识到，影响德国未来的原则问题是，经济上富裕的资产阶级是否能够形成政治意识从而足以承担领导国家的任务。

韦伯以德国为蓝本的政治理论，实际上糅合了他对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的对比式思考。“大型政党的存在——其本身就是官僚机器——成为现代民主秩序不可避免的特征。但如果这些政党是由具有政治专长和创造性的人领导的，官僚的全面控制就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代议制民主成为韦伯为德国开出的一具药方。将不受束缚的官僚统治扭转为受到议会制政府控制的官僚队伍，才能形成有效的政治领导。但韦伯总结说，代议制政府需要建立在全民选举的基础之上，缺乏坚实的议会基础的选举民主秩序将导致无节制的专制，而另一方面，不是由全民选举构成的议会体制很有可能被官僚体系颠覆，因为领袖可以操控民众的支持。——基于此，1918年，韦伯争辩说，德意志共和国未来的总统应该是平民化的，由民众选举产生，而非议会选出。

正如李普曼在《幻影公众》里面说的，国家归根结底还是由少数人来领导和控制的，这是现代国家的现状。就算是议会内的普通职员，依然也算作是政治里的“消极”力量，除非是在行使选举权的时候，因为他们终归也要接受少数人的领导，但我们强调代议制，是需要发挥对这少数人领导权力的束缚和限制，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

韦伯思想中，同时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甚至对其中一些理论形成过借鉴、表达过赞同。他在1918年前后，曾指出《共产党宣言》相对正确地强调了资产阶级企业家工作的经济（而非政治）革命性，将特定产业归于国家的控制是可能的也是值得向往的。——基于当时德国的现状讨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得不为德国的未来承担责任，拥有土地的精英所提供的保护最终消失。于我而言，韦伯的确拥有思想家的广阔胸怀与切切实实的爱国主义热情。

因为书的译著书，其实屡屡出现的专业性政治名词花了我不少时间，却又好像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奇异世界的大门。从韦伯处，我理解了一种领导魅力叫“卡里斯马式领袖”。韦伯将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比如古代社会的长子继承制。卡里斯马型：也成个人魅力型，指的是依靠个人的非凡魅力而获得权威。法理型：指的是现代社会中根据一定的选举程序而确定的权威。

卡里斯马(charisma)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来自早期基督教，初时指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引申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领袖。这种领袖所建立组织，其凝聚力来自于领袖个人所具有的非凡魅力、卓越能力及其所传播的信念。马克斯·韦伯在对权威进行分类时将其称为卡里斯马式权威。有很多组织学或行政学教材亦将这种权威类型称为魅力型权威。这种权威由于相应领袖人物的去世而消亡，依靠这种权威而形成的组织也往往随之而解体。 意译“感召力”或“超凡魅力”。宗教社会学用语。一种特殊的魅力或超人的天赋之类的特殊品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认为具有这种品质和力量的人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而成为领导，他们能够感召他人或激发他人之忠诚。

我对德国的历史不甚了解，阅读此书可以说从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的演进里，对德国的政治、社会窥得一斑。总而言之，韦伯对德国政治结构的分析离不开三元素：传统上形成的“封建”容克地主的地位、迈向由国家官僚控制的“不受束缚的官僚统治”的趋势、围绕这些因素而导致的政治领袖的缺失。

我很喜欢韦伯的一句话：所有的政策最终都涉及权力的争夺，这样的争夺没有最终的结局。因此任何纯粹基于普世的伦理诉求（如自由、善良）的政治视角都是徒劳无益的。真是残忍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