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冲击下的7次经济崩溃和200年全球化的进退
全球化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词了，尤其是对于上着网长大的一代人来说。商品和服务来自于全球各地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资本继续流动以寻找最具吸引力的全球投资机会，而全球数字通信变得越来越普遍，几乎所有人都享受到了世界合作的共赢。
但事实却是，自2007-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化已经进入了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 阶段：外国流入的劳动力威胁本土劳动力使其贬值，从而激发了民粹主义者反对移民和贸易，2019年末开始的新冠疫情又放大了这一危机，让这些威胁全球化的征兆浮出水面——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保护国内生产商和脆弱供应链的极大担忧，甚至是前几天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
本书的意义在于了解当前全球紧密互联互通的状态是如何产生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时间跨度包含了现代全球化进程历史上七个关键事件，从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范围饥荒和政治动荡开始，到187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再到一战时和一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1929年始于美国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全球金融危机，最后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由此引发的全球封锁。
詹姆斯从是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分析了历次的事件。所谓供给冲击就是造成经济崩溃的原因来自供给侧，供给的盈亏影响资源和技术投入，改变卖家产出，此时价格与产出呈负相关。而需求冲击则相反，需求的多寡影响产量和产值，改变买家支出，此时价格与产出呈正相关。詹姆斯认为，分析历次危机时首先应明确是哪一侧的力量出了问题。
1845-1852的大饥荒也被称为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典型的负面的供应冲击。爱尔兰的马铃薯作物因天气原因连续几年歉收并得上作物疾病，饥荒也造成了流行病泛滥。穷人的食品（笨土豆）价格涨幅超过富人的食品（小麦），投机者押注食品价格上涨因后来的丰收和进口而失败，加剧了金融危机，同时铁路行业也受到影响，股价下跌30%（1847）。政府的3个对策（1844《银行法》、铁路股票发行透明、1846废除《谷物法案》）全部失败，直接导致了整个欧陆政府能力被质疑，政府重塑启动，推行全球化。此时思想领域主要的贡献者为推崇全球化的我们的老朋友马克斯。
1873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欧洲和北美的经济萧条，我们由此获得了崩溃（krach [德语]; crash [英语]）一词。 这次金融危机是世界上第一次欧美同时发生的纯粹金融危机，始于奥地利（这个国家好像跟经济危机有缘，好几次都是他开始），随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1873年5月1日维也纳世博会5天后，5月5日维也纳银行Russo & Mayersberg资不抵债，随即维也纳股票崩盘，北美欧洲股市大崩溃，但英国却逃过一劫（？）。铁路和通信受影响最大（交易所中96%是铁路债券，66%是铁路股票），铁路投机者银行（库克银行）发生挤兑，恐慌来临，铁路相关的银行倒闭。
此时一种新的经济思维应运而生，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边际主义，由门格尔（德）、杰文斯（英）、瓦尔拉斯（法）三位现代微观经济学创始人主要推行。边际主义主张价格是在边际上确定的，相对价格相互之间变动非常剧烈，而在1870s之前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总体公平价格体系来定义世界的思维。与1840s的冲击相比，1873年的冲击是正面的供应冲击，因为此时全球化的降价效应开始显现。
1914-1918年一战期间的经济危机是供应冲击和需求冲击的混合体。一战后，4年多非生产性的、消耗性的冲突导致增长受阻，战争前各国就制定了封锁战略，试图让对方陷入饥饿而屈服，所以负面的供给冲击是计划的一部分，这导致了短期主义政策倾向。粮食进口国（英、法、德）担心运输通道被切断，粮食出口国（俄）担心出口收入损失造成工业品短缺。战时物流运力让位于军事运输需要，粮食因运输不畅被浪费，非军需品被限制生产。 同时战争的巨大开销使政府不得不采用收战争税（不同阶级的税点的分配争论）或发债（人民持有债务体现国家自信）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因此他们使用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每个交战国都存在财政驱动的通货膨胀，越往东走通货膨胀就越明显：俄罗斯比奥地利和德国更严重，法国比英国更轻，美国甚至更轻。
德国产生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此负责的人是德国首屈一指的货币经济学家卡尔·赫尔弗里希。此人在一战期间担任财政部长，他的哲学是战败国要为战胜国的债务买单，因此德国战时大举借贷，但他没料到德国输了战争并背负了巨额战争债务和赔款。德国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大规模预算赤字来刺激就业和购买力（哈芬施泰因看跌期权），随着政府继续印钞以支付债务和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迅速失控，最终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破坏了伦理价值，人人唯钱是命，所以犹太人在金融行业的主导地位催生了反犹主义。
1929-1939年始于美国的大萧条是第一次需求冲击。一战时的供给冲击在战后偿还战争的债务支出时，因为资金被分给了非消费的食利阶层而变成了需求不足问题。战后急于回归战前的汇率导致国家易受到金融挤兑。战后的美国在欧洲保守战争之苦时凭借“欧洲粮仓”带来的巨大贸易顺差进入“咆哮的20年代”，规模化生产和经济增长让全民陷入狂欢，所有人都在加杠杆买股票，寅吃卯粮透支信用，终于在1929年贷款经济泡沫破灭迎来黑色星期四。银行倒闭和信贷紧缩加剧了经济衰退，散户损失存款，进一步减少了消费能力。由于经济不景气，各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产业。这导致国际贸易大幅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衰退。货币政策也雪上加霜：金本位制限制了经济衰退期间调整货币政策的能力，紧缩的货币政策加剧了经济困境，经济困境又加深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极端主义的崛起（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直到我们熟悉的另一个老朋友罗斯福用新政力挽狂澜（其实新政现在看上去更像是计划经济了）。
其实回想这场经济危机，供应充足，但问题是需求崩溃，根本原因是金融恐慌。世界再也不能依赖那种微观的边际主义思维了。看破《凡尔赛和约》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背叛的宏观主义魔术师凯恩斯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倡导者（书里这一段写得相当浪漫，不愧是你们英国作家lol），需求冲击被重视，解决需求冲击的方法是宏观调控手段——政府参与利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如低迷期增加公共支出和减税）平滑经济周期波动。
1965-1982年的大通胀是一段长期的经济通胀时期，是20世纪下半叶决定性的宏观经济时期，而1970s是主要工业国家通胀状况迥异的一年。 大通胀始于经济过热，其结果造成了大范围的价格上涨。经历过1920-1930s的的大萧条后，美国经济一直按照凯恩斯的食谱进行财政微调，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和（实际上大大低于自然失业率的）低失业率，美国在这一时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刺激了经济，但也导致了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石油是当时的主要能源（和政治谈判利器，甚至现在也是？），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接受了油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和德国的汽车生产商生产了省油的汽车，法国推动核能，英国开发北海油田，但美国直到1970s末才采取行动。在越战造成的军费提升和石油短缺危机造成的价格飙升影响叠加下，财政赤字和通胀加剧，工资的实际购买力降低。
美联储的早期控制通胀手段效果较差，直到1981年，美联储才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通胀，而弗里德曼的声誉就建立在他正确预测了通胀的坏结果上。弗里德曼主张的货币主义强调控制货币供应量以管理通胀。政策调整和经济改革，为后来的全球化浪潮创造了条件。随着通胀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控制，全球化进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加速发展。
2007-2009年的大衰退我们就比较熟悉了（虽然那时候还在读书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很多比较有名的电影都拍过这段恐怖故事。这场衰退起始于2000年初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表面下的次贷（发给信用差的人的风险很高的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于2006年房价泡沫破裂（房价还不起贷款）违约增加。表面的房价崩溃下是金融机构销售次贷的高风险被低估和损失被高杠杆放大，标志性事件是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雷曼兄弟破产，收尾于伯南克通过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刺激经济活动，支持信贷市场和经济复苏，救助了大型金融机构如AIG防止系统性风险的蔓延。
但美国的经济地位和上次大通胀之后的宽松的全球化环境还是让本土的大衰退影响扩散到了全球。次贷产品价崩的损失由全球投资者承担，美国减少的消费和进口影响了出口国的增长，投资者不得不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更加谨慎甚至撤资，美元的波动和货币政策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汇率。全球化因为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系统性风险的传播速度受到质疑。
在应对大衰退的初期，各国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财政措施，当财政措施失效时，主要中央银行采取了货币政策行动。但不久他们发现协调一致的财政政策扩张变得非常有争议，因为问题始于银行业危机，所以为了阻止金融体系崩溃他们需要支持银行。纳税人看到的就是政府支持那些对危机负有责任的人，并对此非常愤怒。
最后来到2020-2022年的大封锁。人们普遍将大衰退的原因归结于全球化，新冠的大流行也同理。世界已经联系得太紧密了，随便一个地区性事件都可能成为全球蝴蝶效应的原罪。封控让供给变得困难，而经济衰退更严重地影响了穷人/少数群体（经济和健康条件差，更容易感染），但封锁带来的并非大萧条或大衰退中遇到的需求驱动型衰退。需求并没有全面下降：在提升传播风险的领域的需求下降的同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却在提升。对未来悲观的消费者开始囤积，甚至开始囤积替代品，这又造成了浪费。受困于封锁，居家办公必备的通信设备的性能核心——芯片的需求也显著增长，贸易战升级了芯片的短缺（芯片荒，Chipageddon），严重依赖芯片的汽车行业也受到打击。短缺很快导致了争夺和竞购战，地缘政治获得更多关注。正如各国宣传语一样，这场瘟疫拥有了如同战争一样的地位——一个特殊的、一代人一次的需要大规模应对的挑战，其结果将决定未来的命运。各国也同样采用了对战的办法：增加当前开支，然后把负担转嫁给未来。
但无论如何人们已经无法再想象一个割裂和孤岛的世界，大封锁极大地推动了一切数字化，包括人工智能。现在，我们真正看到了这场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学习往往与错误、羞辱和失败联系在一起，但在当下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也最多。
PS 作者在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一个关于本书的的讲座：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_WLJGJX_0Q 可以看看，挺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