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与全球化进程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哈罗德·詹姆斯意识到这与此前的数次危机多有相似之处，并展开了相关研究，本书就是其系统思考的成果——哈罗德·詹姆斯分析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七次全球经济危机（19世纪40年代末的大饥荒、19世纪70年代的金融危机、一战导致的大通胀、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导致的大封锁）及其应对，以及这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思考了近两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并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展望。 这七次危机基本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如19世纪40年代末的大饥荒与革命造成了欧洲经济社会的广泛动荡，并促使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行将崩溃的理论。但此后各国政府采取了开放的贸易政策，促进了资源和人口的国际间流动。再如1929年的大萧条，至今每当股市下挫，人们仍会联想到近百年前这次剧烈的全球经济危机，严重的负面需求冲击使全球化出现重大挫折，全球化近乎停滞。 哈罗德·詹姆斯指出，有些冲击助长了全球化，有些则令全球化逆转，他将冲击分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各自又可细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类型。其中，供给冲击改变了生产商制造商品增加总产出的能力，并直接影响价格、资源投入量或生产技术。负面冲击会减少投入并提高价格，正面冲击则会增加投入并降低价格。因此，供给冲击使得均衡价格水平和均衡产出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而需求冲击会影响买家的支出，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它可能会影响产量和产值:正面的冲击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活动，负面的冲击则减少活动。严重的负面需求冲击——如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会打断全球化进程。 在此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也影响了政府对危机的应对，典型的如1873年的金融危机中，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等几位边际主义创始人共同开创了经济学思想的新时代。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提出了需求管理理论。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些不同理论为应对危机提供了思想资源，反过来如果理论不足以应对现实，也会造成深重灾难。因此我们看到新的理论一再对旧的理论进行修正，以适应形势需要。 而当前，新冠疫情导致的“大封锁”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第七次危机。疫情导致的封锁和隔离，作者分析了各国的不同应对方式，认为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的需求驱动的经济危机，但这次危机与地缘政治危机叠加，对全球化造成了严峻威胁。不过他总体上是乐观的，认为根据以往历史经验，“某种全球化的危机会导致更高程度的全球化，它们为沟通和创新创造出新的活力。”这部分还分析了马云数字支付的案例，指出了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不会受到国家边界的限制，因此具有促进全球化的潜在可能。 作者强调了从历史中学习，本书就是他对近两百年来世界经济危机历史的一次解读尝试。后疫情时代全球化走势如何，还要拭目以待。合上这本外国学者的作品，不禁让人想到，在这剧烈波折和动荡的时代，中国经济学界是否做好了准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