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年度之书
已经很少能看完一本新书，也很少哭。Steven Pressfield的“The War of Art”（艺术的战争）是一口气在手机上看完的，如果没记错的话，中间有落泪。
好莱坞编剧教父Robert McKee说Steve的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只能说，每个人看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为自己而写的。
这本书是为每个人写的。也是我看过的对拖延症最有帮助的一本书。
Robert McKee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Steven Pressfield为我写了《艺术的战争》这本书。毫无疑问他也是为你写的，但是我知道他特意为我而写，因为我在拖延方面保持着奥运记录。 我可以拖延思考我的拖延问题。我可以用思考我的拖延问题，来拖延解决我的拖延问题。 当我迅速地翻着第一章，“定义敌人”，看完每一页的时候都带着羞愧。但是第二章给了我一个作战方案；第三章，胜利的愿景；当我把《艺术的战争》合上的时候，内心感到一阵积极的平静。现在我知道，我可以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我可以，你也可以。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从头到尾地读了Steve的“Gates of Fire”和“Tides of War”。我现在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从“The Red Pony”之后就没有因为一本书哭过，但是那些小说真的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坐在咖啡馆里，因为那些塑造并拯救了西方文明的希腊人无私的勇气而哽咽。 我被告知Steve的小说现在被牛津历史学老师们列为指定书目，并且告诉他们的学生们，如果想与古希腊里的生命接触，读Pressfield。 当灵感触碰才华，她把生命给了真相和美丽。 当Steven Pressfield在写《艺术的战争》的时候，她的手抓住了他。
这本书之后，我立刻找了Steve所有的非虚构来读，每一本都不舍得读完。
他的文字简练，用词极为简单，几乎都是短句，却力透纸背。与其说是文字的力量， 不如说是思想的力量。
比起漂亮的文字，伟大的文字工作者比拼的是思想。
其中的金句比比皆是，无法一一摘抄：
“大多数人都有两个生活。我们正在过的，和我们从未活过的那一个。在两者之间的，就是内在阻力。”
“有一个秘密，真正的作家知道，想要成为作家的人不知道，那就是：难的不是写字本身，而是坐下来写字。”
“你是不是那个不写作的写作者，不画画的画家，从来没有创办一间企业的企业家？如果是的话，那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内在阻力是这个星球上毒性最大的一股力量。比起贫穷、疾病和性功能障碍，它才是我们不幸福的根源。
从24岁到32岁，它把我从东海岸踢到西海岸，一次又一次来回踢了13次。我甚至不知道它存在。我四处寻找敌人，却看不到就在我眼前的它。”
“一个女人知道她得了癌症，还剩六个月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辞了职，拾起她曾经为了养家而放弃的梦想——写歌，开始学习古希腊文，搬到内陆城市，把她自己奉献给照顾艾滋儿童的工作。
女人的朋友们认为她疯了；她却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快乐过。
附笔就是，她的癌症缓和了。
一定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我们一定要得一场绝症直视死亡才可以站出来面对阻力吗？”
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一天的：
我起床，洗澡，吃早饭。我读报纸，刷牙。如果有电话要打，就打电话。我已经拿到了我的咖啡。 我穿上我的幸运工作靴，系上侄子Meredith给我的幸运鞋带，弄好电脑。 我的幸运运动衫挂在椅背上，上面有我在滨海圣玛丽用八法郎从一位吉普赛人手上买来的幸运名牌，上面的字LARGO，出自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我把它穿上。在我的辞典上面是我的幸运机关炮，是我的朋友Bob Versandi给我的，来自古巴的摩洛古堡。我把它对准我的椅子，好对我发射灵感。 我说出我的祷文，是《荷马史诗》里缪斯的祈祷，由T.E. Lawrence 翻译。这本书是来自我亲爱的朋友Paul Rink的礼物，端坐在我的书架上，和我父亲的手环，还有我从希腊战场带回来的幸运橡树果在一起。 现在十点半。我坐下投入写作中。当我开始打错字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开始累了。大概四个小时过去了。我已经进入了递减的状态。我结束一天的工作。不管写了什么，都备份到硬盘上，然后把硬盘放进卡车仪表盘上面的小盒子里，以免办公室着火，而我需要冲进火里把它拿出来。 我关掉电源。此刻三点钟。三点三十分。办公室关闭。 我写出了多少页？ 我不在乎。 写得好吗？ 我连想都不想。 唯一重要的是，我已经投入了我的时间，用尽了我有的一切。 唯一重要的是，在这一天，这一段时间里，我战胜了阻力。
为了推荐这本书做了很多翻译，Great Product Sells Itself，我想不出有比摘抄更适合推荐这本书的方式。
还翻译了Steven Pressfield另外一本书里的一篇，直接贴在这里：
「我成为职业作者的那一年」
我31岁。存了两千七百美金，从纽约搬到了北加州的一个小镇。租了一个房子后面的一个小房子，每月105元。只有我的老雪佛兰货车，Smith-Corona打字机，和我的猫，Mo。
每周一早上我走到村里去美国银行取出25元。够我活接下来的7天。
在我成为职业作者的那一年里，我没有跟任何人交谈过。没有社交。只有工作。我脑子有一本书，并且决定我要么把它写出来，要么杀了我自己。
我不可以再跑开，又让大家失望，或是又让我自己失望。就是这样，要么做，要么死。
我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音乐。没有性，没有运动。我不看报纸。早餐吃鸡蛋和肝脏。就像Rocky在“Rocky”里一样。
在清晨，我沿着河道走到朋友Paul Rink的家里。Paul是个作家，是HenryMiller在这里的一个朋友。Paul告诉我该读哪些书，对哪些作家特别留意。那是我晚上做的事情。我读那些你本应在大学读却从没读过的书，或者说你不经心地读过。我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读塞万提斯、福楼拜、司汤达和克努特·汉姆生，读了每一位美国作家，除了福克纳。
我在我古老的Smith-Corona牌打字机上写作。它有一个很重的滑动架，随着我的打字而穿梭。我的猫Mo会爬上桌子，待在打字机的左边，任它在它头顶来回地动，一点也不在意。
当我用完钱的时候，就会去华盛顿州摘苹果，我就是在那里认识Dave和Jack的。当季节结束的时候，我用250元钱付完了租金、汽油和汽车修理费，然后开回了南方继续写那本书。
有天，我打出了THE END这两个单词。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战胜了阻力。
我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
那份手稿找不到任何出版社，也不应该找得到。它不够好。
我不得不回去做一份真正的工作，在纽约做广告，存钱，再辞职，再写一本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的书——因为它也不够好。
后来很多年里我写的9部剧作也是一样，事实上，我已经记不清了是多少年以后，我才第一次收到一张3500美金的支票，然后立刻继续又去写了更多卖不出去的剧本。
在那第一年的日子里，我有时会对自己说，Steve，你现在很幸运，没有分心的东西，可以全职集中注意力。当生活再度变得复杂的时候怎么办？
最终，这不重要。
那一年使我成为了一名专业作者。它让我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了一个又一个月的一个人不受打扰的时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时的我真正地有效率，真正地直面我的魔鬼，真正地做我的工作。
那一年留在了我的血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