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英）伊恩·伍德：《西部罗马的转型》，刘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本书是伊恩·伍德基于对于吉本“衰亡”叙事的全面回应，而是综合1971以降的成果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将蛮族入侵和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兴起作为“罗马衰亡”的原因，认为基督教的最终胜利实际是西部罗马转型的结果，古典罗马帝国领土上的居民不仅在信仰上全面转向了基督教，更经由帝国政权在西部的崩溃使得教会逐步在社会中占据了极为显赫的地位，从方方面面成为了一个“基督教世界”。

伍德并没有绝对反对吉本关于“军事专制的失序”、“君权的分割”的说法，但却尤为反对将“蛮族入侵”视为是帝国衰亡“原因”的论说，“蛮族入侵”的叙事早在战后就已经遭到了诸多质疑，被指控尤其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而伍德则更基于对蛮族人数的计算指出“如果非要说蛮族推翻了罗马帝国，那也是多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地方行政系统对376年突然出现的难民潮无力应对、由君士坦丁和罗马之间的敌对造成的政治意志的失效、罗马将领对同僚受困乐见其成，以及地主阶级不愿意伸出援手”等等原因综合在一起实际才是西部帝国政权最终走向崩溃的解释（23-24）。并且，伍德还精彩的指出，无论现代学者如何看待蛮族的影响，西部帝国的朝廷实际在很多时候并未将蛮族问题视作是威胁最大的问题，因此伍德的结论是，“问题并非出在蛮族身上，而是帝国的精英未能合理地应对蛮族的到来。构成这个帝国精英群体的皇帝、将领和元老院贵族都只专注于自己的利益，而非更大范围内国家的安危”（25），因此分裂和地方化实际才是帝国走向崩溃的原因和结果。

在此基础上，伍德指出对于罗马世界转型的研究中实际常常将社会经济问题和宗教问题作为“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层面来进行解释，这尤其是来源于“我们考察基督教史的语境通常都是文化语境，而非社会或经济语境”（27），这正是彼得·布朗及其追随者一直以来所反对的，伍德也在这一趋势下力图不将政治经济史和宗教文化史视作是“两个平行世界”（29），而是认为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实际渗透进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在文化层面影响深远，更直接影响着地方或罗马帝国政府的权力。

首先，尽管承认吉本对于基督教发展做出的比喻：基督教从“纯粹和谦卑的宗教”转变为了“卡皮托利尼山废墟上飘扬的十字架的胜利旗帜”，但伍德却绝对反对吉本关于基督教对帝国政府造成了“精力牵扯”的论说，至少在我看来“精力牵扯”也是从抽象意义上的帝国政府或被视作是一个整体的罗马社会的角度进行的比喻，并且即便是宣扬“上帝之城”高于“地上之城”的奥古斯丁实际上也强调“尘世的权威”（见夏洞奇的著作）（30-31）。同时尽管这一时期的教会的的确确爆发了很多的教义争端，但伍德通过考察数次宗教会议涉及的人数等因素指出教义争端对帝国政府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很多学者想象中那么大，甚至如阿里乌斯派和正统派冲突的“激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出于其他政治目的的事后构建（41）。

比起认为宗教导致了帝国的“衰亡”，伍德倾向于将基督教的影响构建为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尤其是与布朗的观点处于同一轨道，伍德认为教会“创造了一种新的宗教人群类别（教士和修士），这必然涉及极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一开始是财宝，但后来越来越多的是土地”（44），尤其体现在宗教人群和机构数量的激增上，正如他总结道：“在4-6世纪，数以十万计的人进入了教会成为教士或修士——要注意，无论以何种方式估算，这个数字都比进入帝国的蛮族数量多很多”（61），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很可能“蛮族”被作为了发泄社会情绪的某种“他者”形象，影响了当代学者的判断。教会规模的日益增长在晚期帝国就已经展现头角，而到了后帝国时代当西部帝国政权瓦解，“为有抱负的贵族提供职业通道的罗马官员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也同时不复存在”，教会却能够提供另外一种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后罗马时代的教会人士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官僚和官员原先的功能”，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下“教士有效地扮演了政府的角色”，因为他们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识字群体（66）。并且，由于后帝国时代教会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经由教会的名义转移土地同样也降低了家族衰败的风险（80）。

最后，伍德指出，早期中世纪的世界与古典世界的差异并不在于蛮族的到来，而是“基督教会在几乎所有生活领域中占据的主导地位”（95）。并且本书附文《古代晚期的转型研究（1971-2015年）》中伍德也同样提到了彼得布朗60年代开设的课程：“课程以一个由‘地方’主导的宗教世界——古代多神教时代的恢弘神庙——为起点，来到一个由‘圣人’主导的宗教世界，最终又回到了由‘地方’主导的宗教世界——早期中世纪的大教堂”（133），“基督教地方化”可能才是“西部罗马转型”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