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经济学专业的社会学”

在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分支的发展历程中，真正伟大的贡献均来自于对新的历史之问的回应，这部分思想家是充满洞见的创新者，他们有着卓越的现实抱负和发现问题的能力，也许并非出色的解答者，但为这一学科开拓了新的视野与论域。与之相比，其他（能载入史册的）研究者紧随其后，或是将这些洞见包装得更为严谨精妙，或是为其搜罗、阐释经验证据，他们可能是了不起的整理员和传播者，但其工作绝非真正伟大的创新——现实也许恰恰相反，它将原本留出的讨论空间、那些理论上也许并不美观但至关重要的“缝隙”强行掩盖；它将理论所依托的语境抽离，使其呈现出一个“先验的结构”；更有甚者，它不惜依据这一理论，选择性地重新解释历史，把过去的理论发展、现实沿革统统化作通往现在自己所占领的位置的目的论演进。经济学无疑是上述过程的重灾区，在这一系列工作的加工下，时至今日，成学科建制的经济学变得官僚、僵化却“理所当然”，窒息了一切实践、斗争与生成。

上述过程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阐述的科学学术共同体的故事可谓如出一辙。正如库恩为我们带来了一部“科学发现的社会学”，在这本《企鹅经济学史》中，作者罗杰·E. 巴克豪斯同样向读者许诺，他会呈现一部“经济学专业的社会学”（p. 12）。坦白说，通篇阅读下来，我并没有很鲜明地感受到他完成了这一任务：除了穿插在文中间或提及的历史背景外，对各人物学派的讨论的主体依旧是中规中矩的观点罗列。但假若我们有意留心，还是能够从中梳理出一条历史—理论对话的脉络的。

例如，“古代世界以自给自足和个别交换为主体。这类交换的条件显然是由人控制的，因此人们自然应当高度关注它们是否公正”（p. 35-6）。在希腊，有闲暇时间从事经济讨论的多为贵族，较少亲自参与农业劳动，而交给家中的奴隶进行，因而家庭财产和地产的管理常常成为他们经济思考的核心，如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都能体现这点。除此之外，生活在作为手工业和贸易中心的城市，他们也需要对商品的价值确定提出观点。在中世纪，对于经济的思考基本上都出现在经济繁荣或善于经商的民族或地域中，如黄金时代的伊斯兰地区和犹太人。西欧自治城市的出现刺激了商贸和货币关系的兴盛，对这些现象的观察和神学思维联系起来，决定了当时经院哲学家探讨经济问题的主要话题一般都包括“公平价格”和高利贷亦即“时间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

16世纪欧洲社会的动荡既发明的“民族国家”，又发明了“自利个体”。封建制度解体，国家与个人之间产生了直接的连结。与之相应的便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重商主义思想和马基雅维利式的从个人逐利本性出发的研究方法论的萌芽。在17世纪的英国这样一个最先实现纯经济领域与超经济领域相分离的国家，上述倾向发展得最为迅猛，例如配第对国家财富总量所做的“政治算术”；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频繁动荡期间，是霍布斯坚定地贯彻了从人性假设出发的对世俗社会的理性演绎研究方法。这一时期还是英国逐渐成为海上霸主的上升期，面临与荷兰的竞争对抗和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连结，因此，重商主义思想在这段时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代表是贸易平衡理论。而在18世纪的法国，专制国家在激烈的对外陆地军事竞争中面临财政汲取能力不足的问题，统治者无法接受以放弃短期内的税费收入为代价换取长期的由于交易成本下降而带来的经济繁荣。因而，一旦审查制度有些许放松，以魁奈和杜尔哥为代表的呼吁解除对农业的限制、关注财富在经济中的循环的重农主义也就登上历史舞台。

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催生出的对市民社会世俗事务的讨论将政治经济学系统化了，弗格森、哈奇森、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均注意到了现代市民社会和此前社会的断裂，因而，他们首先有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论，然后便可以把“交换社会”单独拿出来讨论其中的规律。但休谟、亚当·斯密则致力于在这一全新的时代中发现人不变的本性，亚当·斯密更是用这种“交易的本性”去解释人类的一切历史变迁，仿佛从古至今只有分工—交易的连续变化。斯密实际上开启了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视为永恒的“庸俗化”进程。到了18世纪末，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过程带来了人口增长率的上升，随后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接踵而至，马尔萨斯、边沁、李嘉图一直到马克思都是对这一现象的给予不同社会立场的解释。

如果说英国率先面临了工业化的社会问题，那么此时的欧陆则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像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强国，二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同英国的不同，从而尽量避免工业化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罗雪尔、施穆勒等历史主义者开始探索“德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而作为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谨化的结果，杰文斯、瓦尔拉、门格尔拓展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开启了边际主义革命。边际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争论主导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经济学界。而与此同时，在美国，随着经济崛起而发生的关税问题、货币问题、商业管控问题激励着经济学家从德国吸取经济改革的经验。在此背景下，分别强调不同的社会改革方向，一边是以J. B. 克拉克和费雪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一边是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这两派针锋相对。尤其是当时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引发了人们思考竞争的本质，奈特、小克拉克和张伯伦都对现实经济与理想中的完全竞争状态之间的距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正如波兰尼所说，从19世纪末，一直到二战之前，人们需要面对的是金本位体系的运行及其潜在的危机倾向，在世界总体仍被自由贸易原则所统治的时代，人们亟须把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通过一套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来对投资与经济政策提供可靠的预测，因此便有维克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工作，而在英国，则存在一条从马歇尔一直发展到凯恩斯的对金本位渐趋否定的发展脉络。最终，伴随着大萧条、二战和凯恩斯《通论》的出世，经济进入后金本位即战后福利国家时代。

福利国家的出现标志着国家对经济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干预，由此带来了三个后果：一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以及围绕这些数据库的计量经济学的极大发展，二是对经济福利的标准和改进措施的探讨必须提上日程，故而带动了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大发展，三是经济学的成建制化以及政策同理论相联系的需要，因此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努力下，学院经济学蓬勃发展，沿用至今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渐趋成型。而一旦经济学独立出来成为一套科班体系，它就仿佛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和发展逻辑，同时也强化了自身的路径依赖特征，演绎化、数理化越走越远，而其思想内核却仿佛停留在了阿罗—德布鲁对一般竞争均衡的公理化表述和被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修正过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代。时至今日，经济学似乎已经失去了产生伟大创新的能力，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纯经济学似乎已经步入了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