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隆国：吉本命题、基督教会与西部罗马——评《西部罗马的转型》
作者简介：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欧洲中古史、欧洲史学史。编著有《史学概论》、《外国史学史》、《断裂与继承》等。
文章来源：《西学研究》第五辑，陈莹雪、李隆国主编，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西部罗马的转型并非特别新鲜的学术话题，至少在伊恩·伍德参与组织的欧盟基金项目出版了十多部相关的学术论文集之后，转型说业已成为今天国际学术界的主流阐释模式。相较于传统的经典性阐释模式——罗马帝国衰亡说，转型说跳脱出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命运，转而考察公元300年至公元600年之间300余年的巨大历史变迁。如何从总体上评估这种变迁，则是伊恩·伍德本书的学术目标。
但一打开书本，读者便大吃一惊，作者在导言部分开门见山地表明，此书续接爱德华·吉本的学术成就，依靠新的考古资料、更加客观地评估这几个世纪里发生的主要历史变迁。随后伊恩以大写意的笔触，精要地梳理了有代表性的现代学术阐释观点，随后回到主题，即回应和发展吉本命题。
在随后的四章作者更加精要地检讨了吉本命题所涉及各种具体观点的可靠性。第1章，“吉本所列的次要原因：‘军事专制的失序’和‘君权的分割’”所得结论是：这些因素都“应当被视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因素”。第2章，“蛮族：‘日耳曼和斯基泰蛮族的入侵和定居’”则认为，吉本所提出的“蛮族的胜利”不太可靠，历史学家需要“非常谨慎地分析关于蛮族入侵的证据”。他认为蛮族本身并不构成特别严重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帝国精英们如何应对，他们的应对失误才影响了西部帝国政府的命运。
从第3章“宗教与罗马世界的转型”开始，作者开始分析吉本命题的另一个主要要素：宗教。在精要地梳理了相关的主要阐释流派之后，伊恩提出自己的使命是“整合”已有的解释观点，把“宗教和教会重新整合于迄今为止以世俗色彩为主的话语”。随后在第4章，伊恩依据圣徒传否认了吉本的一个观点，即基督教的兴起导致尚武精神的衰落。他认为，军人圣徒的出现更应该彰显了基督教试图成为军队宗教的热诚，而非相反。第5章则提醒读者们注意到，对罗马帝国衰亡的预期并非仅仅属于基督教的预言，当时事实上还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末世预言，特别是多神教徒也认为罗马帝国时运不济。伊恩在第6章辩证地分析了吉本的另一个著名论断，即基督教会内部的教义冲突是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影响因素。基督教教义纷争确实不仅大量消耗了帝国的人力和资源，而且也改变了教俗关系；但是他认为，基督教的兴起与帝国衰亡，尤其是西部帝国的消失，关系不大。
第7、8、9章构成了本书的核心章节。第7章“基督教的影响：一项定量分析”，以今法国勒芒主教区为个案，结合其他资料，比较细致地估算了基督教教士的数目，认为原罗马帝国地区，教士总数超过10万。而7世纪毫无疑问是修道团体在西部欧洲发展壮大的时期，致使其人数在西部地区数以万计。不仅如此，修道团体的发展，使得土地、财富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紧密。在随后的“教士、士兵与官僚”一章，作者对古代罗马帝国的士兵与官僚人数和中世纪早期的神职人员数量进行量化比较，他发现中古早期神职人员的数量堪比古代罗马帝国的士兵和官僚人数，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也对帝国统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有意思的是，作者指出，尽管7世纪一向被称为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但其实是修道文化大发展，社会安享和平的时期；而8世纪之后，加洛林王朝领导西欧重新武装化，几乎没有哪一年不打仗。这一转折端赖于剥夺教会土地，将其转授予军功贵族。第9章证明，在古代晚期，教会享受了大量的财富捐赠；但是，如同彼得·布朗所强调的那样，这是帝国危机带来的结果，而非其原因；而且教会也没有对帝国财政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中古早期，教会才真正变成大地主，占有了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在这个时候，兵役是基于土地来保障的，所以，从7世纪开始，宗教和宗教机构的财政才决定性地影响了统治者的收入及其可支配的资源。
第10章是结论章，也是升华章。作者认为，7世纪，不仅教会经济取代了西罗马帝国的军事经济，而且社会文化也基督教化了，与这个彻底基督教化的世界相比，4世纪的罗马帝国仅仅只是一个肤浅意义上的基督教帝国。如果不把基督教视为一种退步，那么这个时代就并非是“文明的终结”，而是以教会确立为标志的时代大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8世纪是对7世纪之前发展趋势的某种短暂的扭转，而真正的逆转，则要等到宗教改革时期随着教会财产的世俗化才得以实现。
主体叙述结束之后，作者分别依据《罗马教宗列传》和《勒芒主教行传》提供的数据，提供了这一时期罗马教会和勒芒教会的授职列表。随后是“拓展阅读”，实际上是提供了有关这一时代重要参考书的解题书目，非常方便于初学。原书以详尽的“参考文献”作结。中译本则还提供了译名对照表，增加了一篇篇幅不短的附录文章：“古代晚期的转型研究（1971-2015年）”。这是作者为了纪念彼得·布朗而作，对《古代晚期的世界》发表之后的半个世纪的学术大潮做了生动而精当的勾勒，颇有补于中文读者。
这部作品是献给彼得·布朗的。在《穿过针眼》中布朗以动人的笔调叙述了6世纪之前财富如何流向教会；伊恩则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说明了到7世纪如何发生了土地大规模流向教会的转移。从时间上，布朗偏重于6世纪之前，而伊恩偏重于6—7世纪，两部作品合起来，构成了一部有关从公元300年到公元700年拉丁欧洲转型的二重唱。如果说布朗的叙述浓墨重彩、极尽渲染之能事；那么伊恩的行文要而不繁，点到为止，理多而辞少。尽管各有所侧重，布朗和伊恩都聚焦于基督教化给西方历史带来的巨大影响，总结了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趋势；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尽可能地将这一历史进程与西罗马帝国灭亡或者罗马帝国衰亡命题适当地脱钩，为未来研究进一步拓展空间。
尽管伊恩成功地将基督教化与罗马帝国衰亡命题松绑，但是，有些古老的学术挑战仍然存在。例如，基督教的兴起以及基督教化是原罗马帝国辖域之内的总体趋势，如果说古代罗马帝国东西部地区的不同命运，令古代晚期研究者着迷且困惑的话；那么对于中古早期研究者而言，如何阐释这两个地区基督教化的不同特色，依然构成巨大的挑战。东部帝国由皇帝主导，在基督教化稳步推进的同时，似乎又恪守了很多古代帝国遗存的政教关系各有所辖的传统。与之相对，西部地区的基督教化，似乎缺乏东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与机构，走上了重新探索政教关系的崭新道路。或许这就是西部历史的断裂点之所在耶？从这个角度而观之，西部帝国政府的消失，意义相当重大。
伊恩的这部作品以综合爱德华·吉本与彼得·布朗的方式，将学术史再次引向基督教会史，尤其是中古早期西欧的基督教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欧社会从肤浅的基督教帝国转变为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社会政治体系。这一描述似乎也与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的命题遥相呼应。他们都赞同古代与中古之间的区分并不在于5世纪，尤其与西部罗马帝国的灭亡关系不大；古代与中古之间的根本性分水岭在7世纪左右。但是二者的时间焦点略异。皮朗聚焦于加洛林时代，认为7世纪开始划时代的变化，但其完成却要等到8世纪，尤其是查理曼统治时期。伊恩则认为变化的关键时刻是6世纪，到7世纪这一转型业已完成。查理曼固然进一步将这一转型加以全面推进，但是，他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他的父辈和祖辈对基督教化的反转。在7世纪和查理曼之间，伊恩增加了一段历史的反动时期。相较而言，伊恩的转型模式似乎具有更加鲜明的历史性色彩，历史的变动性打破了历史转型那带有必然性的僵化面孔。
伊恩成功地揭示了公元400年与公元700年之间西部罗马的重大转型，两个时代之间的区分明白昭彰。个中的关键，就是基督教会所拥有的庞大地产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社会、文化、政治上的结构性变动。但是，对于这一转化何以能够实现，换言之，土地缘何会大规模地流向教会手中，伊恩却三缄其口。或许，进一步调查世人为何要将土地赠予教会，以及怎样充实教会，将是学术界的下一个突破口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