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兰特的力量：诚实的、痛苦的、闪闪发光的

我迷上了您的写作，我对于您的个人生活没有太多好奇心，因为我对您的兴趣只存在于您小说中传递的话语，那些让我们女人产生共鸣的东西。我知道您是一位女性，因为在您的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女性的体验和痛苦，还有折磨着她们的东西。一个男人顶多能了解您写的文字，但他们写不出来：多才多艺的托尔斯泰也写不出来，尽管他塑造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形象。

我想，这位女性读者的反馈胜过许多华而不实的媒体赞美和严肃深刻的学术分析，会带给埃莱娜·费兰特这样全心全意写作的人以真正的鼓舞与信心。

该如何概括这样一本书呢？这是一个作家无尽探索的创作旅程、一个女性不断抗争的成长故事。它不依时间或事件顺序写成，而是由25年间散落四处的书信、访谈汇聚而成，这或许是“碎片”的第一重含义。同时，“碎片”仿佛女性自身的隐喻：长久以来，女性有意无意地被忽视、遮蔽、误解，她们的形象、声音、感受、观点，是不完整、不充分或被扭曲的，以至于她们常常无法有效、有力地表达自我。费兰特所做的便是从围绕着女性内心与周遭的混沌、凌乱中打捞、串联起某些碎片，让女性的真实面目尽可能浮现出来，尤其是她们被压抑良久的头脑与心灵。

看了不到五分之一，我就确定今年最后一个五星要献给《碎片》，因为它唤起了我无比丰富细腻的感受，关于女性处境、母女关系、女性写作、文学意义……

是写作促使了这个故事的产生，是写作拨开了记忆的云烟，让那些材料浮现，把它们从忘川中提取了出来。假如在这些年我没有准备好合适的表达工具，这个故事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真相。

费兰特这样描述“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诞生。同样，她的第一部小说《烦人的爱》也是多年练习的结果，而留在她抽屉和电脑里的未曾面世之作显然要多得多。这跟唐诺向来的主张不谋而合，即好作家靠的是日复一日的自律和勤奋。费兰特认为，“怎么写”与“写什么”同样重要，小说的“真实”不是纪实，而是打破陈规陋习，避免寻常套路，在汲取文学传统养分的基础上，找到一种恰当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方式，用崭新鲜活的文字发掘真相、创造真实。这需要持久专注的学习与训练，而非与生俱来的天赋造就。

真正的读者看的不是作者为了露面精心打扮的外形，而是每个词语下的赤裸现实。

费兰特只愿通过书写表达自己、征服读者，绝不会为了卖书打造某种人设，也不希望读者视她为偶像，再去读她的书。这显然与如今的粉丝经济背道而驰，好在读者也通过买书和读书的行为支持她的选择。唐诺说过，写作时的他远比现实里的他要好，可他也不得不参与网络直播之类的营销活动。费兰特始终如一地不公开露面，这是清醒笃定，也是难得的幸运。

她非常诚实，但这并非出于道德约束，而是文学自觉。比如她写自己曾想借房间里怪兽（那是她童年时信以为真的想象）杀死亲妹妹，在关键时刻又阻止了这件事。她说自己只是讨厌看见血流如注的场面，而不是出自亲情的不舍。她将内心的真实悉数注入小说当中，不愿由于现实身份曝光而遭受不必要的压力，最终妨碍创作的自由。她在和电影导演、媒体记者的通信中相当坦率，围绕着文学可谓知无不言。她尊重那些对作品本身怀有兴趣的人，无论对方是有著名人物还是普通读者，而对那些冲着她的名气而来的功利之徒却不怎么客气。

那不勒斯是我的城市，即使我非常痛恨这个城市，我也无法撇开它。我生活在别的地方，但我必须经常回去，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我感觉才能找到自己，会带着信心继续写作。

费兰特提到那不勒斯之于她的意义，那是她随身携带的城市，也是她写作的源泉。我有点遗憾，除了饮食口味，我迄今还没发现家乡留在我身上的深刻印记（或许某些记忆尚未被激活），我像是个没有原乡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特别思乡。青岛、大连、海口、西安、福州，这几年去过的几个城市，我都觉得可以留下来过日子。与此相反，如果哪天豆瓣不在了或是由于某种原因无法阅读了，我可能会如丧考妣，难以适应精神角落和思想资源的丧失。

全书最打动我的两章，一是与书同名的“碎片”。费兰特从童年与母亲说起，谈及心理分析与文学的差异，女性与城市、女性的衣服与身体……其间我不断回想我和母亲的关系——她对我的奉献和控制，我对她的感激和抗拒。成年后，我试图逃离母亲，与她渐行渐远，但我知道自己身上刻着她的印记，她永远为我留着一扇门。其实我渴望了解她的梦想与遗憾，渴望用笔跟她交谈，并完成我们之间的和解。

从某个角度看，费兰特的所有作品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母女关系。这也正是我想书写的小说主题，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我必须理解母亲，我和他人、世界的关系都以此为根基。迫不及待想阅读费兰特更多的作品，比如本书中反复提到的反映母女关系的三部曲：《烦人的爱》《被遗弃的日子》《暗处的女儿》，希望早点读到简体中文版。

另一个精彩章节是“写作的女人”，这是送给认真的小说读者和有志于写作的女性的礼物。费兰特通过回溯几部小说的诞生过程，详细讲述了她对小说的“真实”与“真诚”的理解，她在漫长写作时光里的挣扎与困惑、欣喜与收获，她对男性和女性写作差异的认识，她眼中理想写作的样貌，她对作家与作品关系的深入思索……

作为女性，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和男性作家的文学世界一样丰富，甚至更加丰富。……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

费兰特谈及少时的文学迷思——伟大的作品必然有个男主角，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个男的。她崇拜和模仿19世纪那些男性作家，直到20岁以后遇到女性主义的思潮和实践的洗礼，她才开始尝试去讲述真正的女性故事——从妈妈、朋友、自身那些矛盾、痛苦乃至无法言说的生命经验出发，融汇、提炼、萃取，竭尽全力靠近生活的真相、抵达文学的真实。

我联想到某位年轻的女性作者，她在作品中刻意回避女性经验，最大的骄傲就是写得像男人一样好。个人的写作目标无可厚非，跟男性作家较量比肩也值得赞扬，但那背后强烈的慕男症状和厌女心理让我极度不适。后来我得知她自小被当成男孩培养，被要求光宗耀祖，所以她不想参与构建女性文学体系，而是一心融入男性写作传统。这样的迷失令人遗憾和难过。

有多少女性能从深渊中跋涉而出，接纳自己的女性身份，重新发现并走上一条属于女性自身的道路呢？费兰特很幸运，历经数十年努力，用她的作品展示了女性文学的独特魅力，开辟了一种当代女性写作的图景。用她的话来说：“深入讲述女性的故事，无拘无束，甚至可以带着挑衅去讲述，这非常重要。”

面对危机时，我们会试图写作，让自己平静下来。这种私人的写作可以让我们的痛苦得到控制，让我们写出信件、日记。我总是从这个出发点开始，那些女人写出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了明白自己的处境。

从《烦人的爱》到“那不勒斯四部曲”，几位女主人公有个共同点：她们都在写作，都试图通过文字表达自己、揭示真相乃至度过危机。

这也是我近年来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写作之于女性的意义。今年我编了一本书《秋园》，作者是一位80岁的奶奶，退休后她利用做饭和照顾家人的空当，坐在厨房的板凳上陆陆续续写完了这个“妈妈和我”的故事。书出版后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反响，很多女性读者都说，秋园让她们想起了自己默默无闻的妈妈、奶奶、外婆……还有趁着孩子午睡在厨房里写作的门罗，因为担心被突发事件打断而无法完成，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再远一点，奥斯丁没有自己的书房，常常在客厅里偷偷写作，碰到有客人来访，就把刺绣盖在稿纸上遮掩，免得引发猜测或质疑。哪怕缺乏良好的环境，哪怕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一代代女性依旧勇敢地投身于写作，借由文字讲述她们的此时此地此身、所见所闻所感。

几个月前，我怀疑自己生了重病，体检之前的几天，我寝食难安。后来，我问自己：假如真的活不久了，有什么遗憾吗？答：还没写出一篇小说。那一瞬间，我决定立刻动笔，坐下就写，那些关于健康的担忧竟然也被抛在了脑后。花了两天时间写完的东西远远算不上像样的小说，但我很高兴自己写出来了，也打破了因为懒惰、缺乏自信而给自己找的借口：等准备好了再写。从今以后，把写作当成跟呼吸一样寻常的事情吧，想写就写，至于能不能发表、有没有反馈，都不重要。

写作是在孩子之前就有的，这种激情对于我来说非常强烈，经常会和对孩子的爱产生冲突，尤其是和我作为母亲的义务，还有照顾他们的乐趣产生冲突。

前不久在《海马星球》听了编辑索马里和覃里雯的对谈。索马里说，做完费兰特的书，她再也无法对男性产生“尼诺式的爱情”，即那种电光火石般盲目的激情迷恋。这也是我在成为女权主义者后越来越深的感触：即便有幸遇到一个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男性伴侣，你也难以避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遭遇性别不公，感受到那些只是针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某些时候，你的伴侣还会有意无意地与体制共谋，让你无所逃遁。

举个明显的例子，男作家很少会遭遇写作与育儿之间的冲突，他们无需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无需承担孕吐、漏尿、堵奶、产后抑郁等大大小小的身心症状。多数人只需在漫长的养育过程中提供金钱，偶然现身，短暂陪伴，却有可能因此收获更丰富的写作素材，无异于一本万利的生意。女作家呢？如同所有女人一样，她先是贡献自己的身体用来怀孕、生产、哺乳，然后投入无限心力照顾幼小的孩子。除非有保姆或老人帮忙（我时常羞愧于在育儿这件事上对双亲的盘剥），否则她的写作事业最少也得中断两三年。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里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

女性周围总是会形成一些限制她们的东西……这些界限是其他人设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假如不遵守这些界限的话，我们会非常羞愧。男性打破限定，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他们很大胆、很好奇。女性如果越界，尤其是在没有男性引导的情况下，会让人很迷惑：那就是失去女性气质，是过分的表现，是一种疾病。

我想起一个绝交已久的朋友。在我离婚前那段混乱的日子里，她突然在某天给我发来长长的微信，历数我对自己的伴侣漠不关心、自私自利的事迹。我很震惊，也很愤怒，无法理解为何一个未婚女性对一个已婚女性的处境毫无理解，还站在男权的立场上横加指责。我选择了反击——恭祝她早日结婚生子，尽情体验生育的种种艰辛，以及女性在婚姻中不为人知的无奈。

作为个体，我不后悔跟她绝交，也为自己开心：我能应对恶意，不畏惧，不退缩。面对莫须有的伤害，总有人规劝女性要温良恭俭让，凭什么呢？女性有权力和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但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有些后悔自己如此刻薄地对待一个同性——在本就少得可怜的生存空间里，女性为何还要彼此伤害呢？假如我更有同理心，不是理应包容一个成长经历比我坎坷、性别意识相对落后的女性吗？可惜我尚未摆脱身为女性遭受的种种不公，修复由此衍生的愤怒和委屈，所以我无法共情一个误解我的人，哪怕她只是由于太蠢而不是太坏。这是当下的我所能做出的反应。说到这儿，我想文学之于我的一个意义就是令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我的光明与黑暗、局限与超越。

25年里，费兰特出版了4部小说（她坚持“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套书），算不上高产，因为她对小说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满意就绝不拿出手。她坚持留在小说背后，不愿透露与作品无关的私人信息，但却非常乐意探讨与小说有关的一切。这是一个信仰文字的人该有的样子。

如果我是费兰特——专注地写出一本又一本小说，被人阅读和评论，给人启发和慰藉，但又不必抛头露面——还会有什么遗憾吗？想象不出她的回答，不过我相信她会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