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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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笔记
《资本论》的第一次阅读完成于大约07年6月，“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缺乏，并不妨碍理解这样的文本。但是哲学素养的缺乏显然成为极大的阻碍，文本谈论了太多抽象的“形态”、“形式”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当时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曾迫使我不得不转而开始阅读一些辩证法方面的材料。时隔4个月，在依然缺乏自信的情况下，我想稍微检验我在此前在两个方面的阅读。部分地，也可以作为年终时重读《资本论》的一个提前的准备。
作者写道：“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又写道：“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
此前我的理解却是：从商品、货币到资本化的商品和货币、虚拟资本，所有这些属于价值形式的范畴。柄谷行人在《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讲理解“价值形态论”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我的第一次阅读没有给“价值形式”以足够的重视，更未发现什么“价值形态论”。这将是我的第二次阅读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作者写道：“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近于一些琐事。”指的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这样的“经济的细胞形式”。柄谷行人在他的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表面的同一性和本质的差异性同在，后者是关键的。琐事并非琐事。
作者写德国“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这并不是作者要求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作者写《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刻画事实，而不是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喜爱或者憎恶。作者说：“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是对苦于发展和不发展的解释。
作者接下来写道残酷的剥削是普遍存在的，不仅仅在有着统计数字的英国，也在于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紧接着写道“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由于欧洲工人受到激励从而起来抗争，首先是英国发生明显的变革，这“已经十分明显”，作者认为将“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资本家是逐利的，“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并非统治阶级由于某些思想家的启发而领悟到了更为人道的形式，统治阶级随时都可能领悟，时机取决于“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因此”，作者紧接着写道，“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无疑，这里是说希望借助于叙述（使得统治阶级采取较人道的剥削形式的）英国工厂法的之所以发生，来启发其他国家的工人去采取相似的斗争。“一个国家”、“其他国家”这里指的当然都不是笼统的整体，不是统治阶级，而是指工人阶级。我认为，作者本可以明说，但是他莫不是没有摆脱泛灵论的影响？一个“国家”怎么能是进行“学习”的主体的呢！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里的叙述上继续着文学式的、泛灵论的缺憾，一个“社会”怎么能是进行“探索”的主体呢，作者无疑是应该说工人阶级（或其思想家）探索到了社会运动的规律！认识到了规律无法但是无法改变它，却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分娩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作者显示出一种超然的态度。固然在感情上，革命者马克思憎恶剥削者，但是具体的剥削者个人，在他看来却仅仅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种认识造成一个豁达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但是也导致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唯有消灭“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才能消灭剥削者；只消灭生产关系，而不消灭肉体。
所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是暴力，但绝不能同于血腥的屠杀。工人阶级的革命者既憎恨敌人，却可以毫不矛盾地爱着敌人。
“……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奴隶制得以废除以及资产者为什么废除奴隶制，其缘由在于他们主张一种于资本主义有利的变革。其次，尽管统治者（以及他们的辩护者黑格尔）惯常于反对变革（主张稳定），但统治者的反对变革也无非也是出于利益的考量，而不因为任何抽象于利益之外的理念本身的正确。
《资本论》的第一次阅读完成于大约07年6月，“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缺乏，并不妨碍理解这样的文本。但是哲学素养的缺乏显然成为极大的阻碍，文本谈论了太多抽象的“形态”、“形式”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当时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曾迫使我不得不转而开始阅读一些辩证法方面的材料。时隔4个月，在依然缺乏自信的情况下，我想稍微检验我在此前在两个方面的阅读。部分地，也可以作为年终时重读《资本论》的一个提前的准备。
作者写道：“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又写道：“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
此前我的理解却是：从商品、货币到资本化的商品和货币、虚拟资本，所有这些属于价值形式的范畴。柄谷行人在《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讲理解“价值形态论”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我的第一次阅读没有给“价值形式”以足够的重视，更未发现什么“价值形态论”。这将是我的第二次阅读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作者写道：“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近于一些琐事。”指的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这样的“经济的细胞形式”。柄谷行人在他的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表面的同一性和本质的差异性同在，后者是关键的。琐事并非琐事。
作者写德国“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这并不是作者要求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作者写《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刻画事实，而不是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喜爱或者憎恶。作者说：“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是对苦于发展和不发展的解释。
作者接下来写道残酷的剥削是普遍存在的，不仅仅在有着统计数字的英国，也在于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紧接着写道“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由于欧洲工人受到激励从而起来抗争，首先是英国发生明显的变革，这“已经十分明显”，作者认为将“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资本家是逐利的，“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并非统治阶级由于某些思想家的启发而领悟到了更为人道的形式，统治阶级随时都可能领悟，时机取决于“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因此”，作者紧接着写道，“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无疑，这里是说希望借助于叙述（使得统治阶级采取较人道的剥削形式的）英国工厂法的之所以发生，来启发其他国家的工人去采取相似的斗争。“一个国家”、“其他国家”这里指的当然都不是笼统的整体，不是统治阶级，而是指工人阶级。我认为，作者本可以明说，但是他莫不是没有摆脱泛灵论的影响？一个“国家”怎么能是进行“学习”的主体的呢！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里的叙述上继续着文学式的、泛灵论的缺憾，一个“社会”怎么能是进行“探索”的主体呢，作者无疑是应该说工人阶级（或其思想家）探索到了社会运动的规律！认识到了规律无法但是无法改变它，却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分娩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作者显示出一种超然的态度。固然在感情上，革命者马克思憎恶剥削者，但是具体的剥削者个人，在他看来却仅仅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种认识造成一个豁达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但是也导致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唯有消灭“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才能消灭剥削者；只消灭生产关系，而不消灭肉体。
所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是暴力，但绝不能同于血腥的屠杀。工人阶级的革命者既憎恨敌人，却可以毫不矛盾地爱着敌人。
“……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奴隶制得以废除以及资产者为什么废除奴隶制，其缘由在于他们主张一种于资本主义有利的变革。其次，尽管统治者（以及他们的辩护者黑格尔）惯常于反对变革（主张稳定），但统治者的反对变革也无非也是出于利益的考量，而不因为任何抽象于利益之外的理念本身的正确。
